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贵圈（id:entguiquan）
文/叶弥衫 编辑/三替
“不是直接针锋相对，我可能就像用小针扎一下大象，当它知道疼的时候，我已经走远了。”张猛说。他导演的新片《阳台上》上个月登陆院线，以不到400万的票房惨淡收场。豆瓣得分6.1，是他所有导演作品中的最低分。
在他的解释里，拍《阳台上》，就像用小针刺一下大象，是他所坚持的创作者和环境、体制之间的“一点点不和谐”。
从“东北三部曲”到如今的“海上传奇”，张猛的作品连缀起来，俨然一部刺大象的经验史。
如何在不动声色地行刺之后全身而退，或许是他这么多年最专注的地方。但在如今的环境下，这位坚持现实主义的导演或许需要接受一个越来越明确的事实：这种行为，在多数人眼里是无聊且无意义的。
但张猛看起来依然乐观，他告诉《贵圈》，“也许等他们再长大几年，才会发现原来那个时候，曾经有一部片子、有一个导演关注过这样的一群人。”
一半是残酷，一半是温柔
在上海，拆迁之下的废墟并不容易发现，外部基本都有高墙围挡，看不到内里虚实。为《阳台上》采景时，导演张猛往往只能爬上墙头，“才能看到里面。”
他对《贵圈》回忆当时所见所感：“那种破败的景象，有一种弃尸荒野的感觉。”
但有时候也会遇到意料外的温柔。比如张猛本来属意一条要被拆迁的老弄堂，但之后再去已经被保护起来了，“可能将来会做一个文化事业，就不是那种很盲目地推倒、被高楼吞噬的状态了，有情怀在里面。” 这类生活中同时存在的冷峻和温柔，在电影里达成了制衡：张英雄是个22岁的上海底层年轻人，心愿是国富民强与世界和平，现实是待业在家又遇到拆迁。父亲在赔款谈判后心梗离世，原本沉迷网吧的张英雄因此找到了人生目标：为父报仇。他视拆迁办主任陆志强为仇，锁定了其智力障碍的女儿陆珊珊（周冬雨饰演）为目标，然而在漫长的窥视、跟踪与想象之后，他依然迷茫，却决定放弃报复。
电影里小人物的无力与迷茫随处可见。张英雄游走城市间用了大量的手持跟拍，晃动的镜头正合了他心中的摇摆。他心里藏着报仇这件大事，但镜像展现的是，羸弱青年握着一把同样细伶伶的水果刀。而那些偷窥陆珊珊的粉色滤镜，反讽地来自于厕所窗上的粉色贴纸，甚至为了强调偷窥的一厢情愿，导演坚持“没有从陆珊珊的视角给他任何一个反打的镜头”。
与此同时，电影仍保留着张猛对待小人物的温柔。以至于他回看起来，“呈现到大伙儿面前的，可能显得稍微唯美了一点，缺少一点点残酷的东西。” 电影里为张英雄保留了一个内心空间：一艘破败的“东方皇帝号”邮轮。这是小说里没有的剧情，张猛在采景时发现了这条废弃的船，“跳进去看看，发现那儿有一个舞厅”。当时电影已经开拍，他修改了剧本，加了张英雄带着新朋友沈重来到自己最喜欢的地方。两人在小舞厅里唱响《浪子心声》，容易让人联想起《钢的琴》里，陈桂林旁若无人弹起《致爱丽丝》——那些存在于小人物身上的高光时刻，一定意义上，都是导演的温柔。
“沈重身上有一点我们东北文艺青年对大上海十里洋场的想象。在不知道杜月笙是谁的时候，就知道许文强是谁，他唱的那首歌，是我们那一代都喜欢的歌，有漂泊感。”张猛介绍。
但这个空间，一开始就是用来被破坏的，“小说里边只是沈重跟人好了不理张英雄了，我觉得对他的伤害不够。”而让沈重偷偷把女朋友带来这里，“玷污了他俩共同的舞台”，才足以使张英雄的受伤达到质变，让他把报仇从脑补到付诸实践。
虽然他最后也没有实现。电影里，张英雄放弃报仇是一个偶然——当他尾随决定拔刀时，陆志强正好踩了狗屎，他发现对方脱下鞋子清理时，小心藏起袜子上的破洞。而后他把目标转向陆珊珊，但当发现这个智力只有10岁的姑娘哪怕在他意图侵犯时，关注点也只有手里的食物，他随后扔掉了小刀，带着眼泪和微笑，独自走出镜头。 电影里只有这一类细节的具体呈现，并没有说明原因。而主创的解释，也同观众的理解那样充满不确定性。但张猛是非常明确的：“他看到陆志强的状态后，觉得杀他没什么意思；决定去弄他姑娘的时候，小说里有一个细节是把手伸进她的衣服， 发现她的胸像果冻一样凉。然后他就放弃了。那时候他可能觉得，他一直想象的美好的姑娘，其实是冰凉的、没有情感的，他的复仇显得很悲哀。所以他最终把刀子扔了。”
但当《贵圈》问扮演张英雄的王锵放弃复仇的原因是什么，他的答案有点令人意外——很显然，来自他的经验系统，“他懂得了换位思考，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难处。”这位1996年出生的新人演员坚持，“他是善良的。”
在这样的差异里，或许可以看到这位导演最大的温柔：他保持着一个中年人对世界的看法，却没有将这种看法，直接加在年轻人的身上。
要是大象踢你怎么办
《阳台上》改编自同名小说，原著本身就没有强烈的情节冲突，波澜可能更集中在人物内心，甚至关键的“放弃报仇”都不构成高潮，而是被消解于无形间。“当时都觉得要改成电影剧本很难，因为有太多内心想象。”张猛回忆。
但他还是决定要做这部电影，毕竟“小人物在时代大潮下不知何去何从”的故事，是这位坚持现实主义的导演一直选择的题材。“文本上是打动我的，我觉得它是这个时代里，某一类年轻人真实的状态，不知道何去何从，漫无目的地在社会中游走，不知道仇恨是什么，不知道爱情是什么，很茫然的状态。” 他知道这是一件不讨好的事，在任何角度都不讨好。在《钢的琴》大获好评后，很多人给他提过建议，“现在市场这么好，都需要看一些类型的东西，你做一点配方的东西可能更适合当下的市场。”
“我不想那样做。”张猛告诉《贵圈》，“那样挺耽误时间的，等于你对电影的想象变成了一个程式化的东西。”
父亲是导演、母亲是演员，自己一度还在本山传媒工作，但张猛在电影上最大的启蒙者却是贾樟柯——当他大三时第一次看到《小武》时，忽然意识到电影可以这样拍身边的人。
但当他开始自己的实践时，与全国银幕数突飞猛进相应的，却是这类电影的市场变得越来越小。处女作《耳朵大有福》几乎只能在电影频道上观看，《钢的琴》至今出现在各种“赢了口碑/奖项输了票房”的盘点里，之后的《胜利》因为涉及黄海波至今没有上映。
他也调整过自己，2016年，张猛尝试拍了一部商业制作《一切都好》，虽然电影里的亲情属于他关注的话题，但当时采访里他承认，“之前我拍电影是有感而发，《一切都好》更普世，完全处于电影工业流程中，今天怎样、明天怎样、后天怎样，要求得更技术性，以前我拍片是没钱但有时间，但拍这部是有钱没时间。”
《阳台上》是他又回到了“有感而发”的轨道上。而相应的结果，是400万票房和豆瓣6.1评分——甚至低于《一切都好》。
但这仿佛已经是张猛所习惯的，不被他所关注的、拍摄的、呈现的对象所理解。在被问及“是否意识到目标观众是少部分人”的时候，张猛以“没想过这个问题”回避了答案，但在被问到“是否意识到，你关注的对象恰好不是去影院看电影的那部分人”的时候，“我感觉到了”，他不假思索。
在拍摄反映下岗工人命运的《钢的琴》时，他挨过工人的打，“不让我们拍的，恰恰是我表现的那群人。而原因不过是什么在马路上拍摄影响他们走路了。”
“那会儿我第一次觉得，他们可怜，我也可怜。这是何苦呢，还借了钱来‘表现工人阶级’，折腾啥呢。”张猛对《贵圈》回忆。 类似的，《阳台上》路演时被年轻人质疑“烂片”、“看不懂”、“不知道导演想表达什么”。他觉得也是一致，“我觉得那个男孩和张英雄是一样的。年轻人就是有愤怒的，甚至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愤怒，他的发言其实是找了一个出口，来把自己的迷茫、愤怒表达出来。”
但这一切，都不影响张猛拍自己的电影，不影响在塑造陈桂林的时候，额外多加入了“可爱”，少放了“可恨”；也不影响在展现张英雄的时候，不带评价地展现了一个年轻人的茫然和愤怒，以及这种茫然与愤怒的无力。
他将希望寄予将来，类似他评价那个表达了愤怒的年轻人，“也许等他们再长大几年，才会发现原来那个时候，曾经有一部片子、有一个导演关注过这样的一群人。”
至少他将扎大象的那根针留了下来，“你不能对时代没有反思。”而担心或许仅仅在于，要是大象回踢你一脚怎么办？
“没踢死那就接着拍，踢死了那就不拍了。”